刘俊海认为，既要坚持和完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处罚制度，又要与时俱进提高罚款额度，将定额罚款修改为违法侵占上市公司资产的一定百分比（如50%），一定要让那些不能慎独自律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公司高管疼痛难忍，让他们不愿非法侵占、不敢非法侵占，即使胆敢非法侵占，要让他们付出沉重代价。
与此同时，他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探索从根源上遏制这种资金非法占用现象的治本之道。首先，要强化信息披露的透明化。第二，要强化公司决策程序的严谨化。他认为，债权人不仅要审查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的印章，更要审查上市公司股东会或者董事会决议的合法性、真实性、完整性。如此一来，就可以把违规担保和不法关联交易的决策扼杀在摇篮里面。第三要强化关联交易的公允性。既然母公司和上市公司都是商人，交易条件应该符合等价有偿的原则，原则应该是市场竞价。第四要强化资金往来的等价化。对于上市公司担保问题，我们要建立有偿担保的强制制度。第五要强化问责机制的刚性化。对那些缺乏法律依据和合同依据，超期、超额从上市公司取得资金的行为，必须严格追究侵权人的侵权责任；情节严重的，应当依法追究控制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抽逃出资罪的刑事责任。第六要强化中间机构的有效化。律师要在审查关联交易合同与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的合法性、妥当性与公允性等方面为上市公司及其公众投资者站好岗，放好哨。最后要强化股东维权的便捷化，激活中小股东运用股东代表诉讼机制维护公司利益的“啄木鸟”功能。
中国法学会、商务法研究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朱慈蕴认为，中国的关联交易如此频繁在世界各国上市公司中都很少有，而且公司的关联交易成了上市公司业绩的很重要部分，这在世界各国也是很少有的现象。因此，中国的公司治理中应该设立一个关联交易审查委员会。
她指出，目前公司治理准则要求四个委员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考核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那么，将关联交易的审查交由一个以独立董事为主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可以保持审查的独立性，是非常重要的，也符合中国的国情。另外，针对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的董事、高管和股东在公司集团内或者关联公司之间交叉任职的实际情况，她强调，可以通过信息披露的强制规定，要求具有这种交叉任职身份的人，定期在董事会、监事会中专门就是否进行了关联交易、是否存在资金占用等问题做信息披露，这样也有利于解决独立董事、监事会不知情而无法监督的问题。
朱慈蕴认为对于违法者的处罚还不够严厉，正是因为违法成本低，所以才有人甘愿冒险违法。罚款标准的确定，应该按照违法者违法获利来确定，包括其获得的直接利益和间接利益。既然是违法处罚，就要让违法者被罚到破产，这样才有意义，也才能警示那些有违法企图的人不要顶风作案，从而遏止违法行为的发生。
理性监管非常重要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党委书记陈甦
理性监管非常重要
应建立关联交易审查委员会
中国法学会、商务法研究会秘书长兼副会长朱慈蕴
应建立关联交易审查委员会
把会计监察纳入公司治理监管中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保树
把会计监察纳入公司治理监管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党委书记陈甦认为， 证监会对信息披露的监管是一个最有效的市场监管方式，也是最有利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又不伤害上市公司和相关人市场主体地位的监管方式。
他指出，如果做到一个有效的市场信息披露监管，已经就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了。因为如果信息披露做好了，市场的透明度就增加了，其他的法律机制，比如民事责任追究机制、刑事责任追究机制，都会因此发挥应有的作用。如果信息披露做得很好，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充分准确及时，一旦信息披露以后，相关的利益主体当然要做相应的选择了。比如这次通过信息披露的有效纠正，发现原来的是虚假披露，在其纠正了以后，受损害的投资者当然可以据此维护自己的权利，如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进行索赔。
针对这两个案例来讲，陈甦认为证监会的处理非常及时，处理的结果也是非常得当，尤其是在处理案件的过程当中，尽管认为处理的力度有些偏轻，但是仍然加强了依法办事，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按照法定程序实施处罚，这是非常好的现象。如果中国证券市场有希望，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同时，陈甦提出了处理证券市场的问题应坚持的两个原则：一是要坚持市场经济理念。即在证券市场运行当中每一种角色都要各行其职，如果过度的越界干预，对于市场机制本身会有影响。二是要坚持理性监管，当前证券市场情绪化现象太严重，缺乏市场理性，因此要提高市场理性，监管的时候也要强调监管理性。（本文由侯捷宁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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